当然，民间私采活动并没有因官府的严禁政策而完全消失。嘉庆十四年八月，直隶提督薛大烈等查获民人路成章私运生铜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嘉庆十五年，有人奏报：“达尔达木图金厂山身广大，路径纷杂，向来偷挖金砂奸民每届官兵进山搜查，往往闻风辗转藏匿，难以弋获，此次搜查因两路会同堵截，奸民不能趋避”，结果捕获百余人[24]。嘉庆十六年闰三月，台湾总兵武隆阿等也奏说，淡水山场向产磺土，久经封禁，但仍有人私挖私贩[25]。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三日，山东巡抚陈预奏：济南周围民人，在山下私开窑座，凿石烧灰，前经地方官禁止，旋闭旋开，近复延至山南北两面，大加开采，绅士禀官阻止，窑户撞钟聚众，几成械斗；城南千佛山亦有奸民开采石块之事[26]。嘉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伊冲阿奏称：“承德府属烟筒山出产铅砂，匪伙聚有数百人，盗挖开炉煎炼，纠众械斗，争占硐口，拒捕伤差。”[27]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盛京将军松筠等奏称：盛京开原县，于嘉庆十二年曾办理私挖荒金一案，因该处有碍风水，行饬该县将各坑平毁封禁，近年来，虽无聚集多人挖金情事，但旧有坑坎尚未一律填平，该处男妇老幼下坑随手挖砂，日复一日，坑坎处所小者愈大，浅者愈深，似于地脉有碍，建议严禁[28]。这些都说明，嘉庆朝推行的矿禁政策，并没有杜绝矿业生产的发展，标志着嘉庆朝矿禁政策的破产。 

更有意思的是，嘉庆的儿子道光却与其父的态度截然相反，坚决支持和鼓励民间开矿事业，他曾讲过：“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惟经理得宜，方可推行无弊。即如开矿一事，前朝屡行，而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我朝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道。因思云南等省，除现在开采者外，尚多可采之处，”因令四川总督宝兴、云贵总督桂良、云南巡抚吴其濬、贵州巡抚长龄、广西巡抚周之琦体察地方情形，根据情况，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有各厂模式办理，不可假手书吏等人，致有侵蚀滋扰阻挠诸弊[29]。这种态度的改变，反映了大部分官员和商民的意愿，也是迫于民生艰难的现实，对嘉庆时期执行矿禁政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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