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金砂，请另委妥员办理；粤西贫瘠，铜器稀少，如开采得铜，并请价买，以供鼓铸。部议“均应如所请”，雍正也没有反对，毅然批准了金鉷的请求[③]。乾隆即位后，曾更大大修改了雍正的禁矿政策，在两派官员关于矿业问题的论争中，往往支持开矿派的意见，甚至主动表示，即使在皇陵、行宫附近也应准许开矿。他曾下谕说：“古北口外、三道沟等处请开煤窑，朕只期于地方兵民实有裨益。至于行宫，不过暂时巡幸之所，有无妨碍，不必议及”。乾隆九年（1744）七月，那苏图受命任两广总督，乾隆曾在他到任的奏折里批示说：“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若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④]总之，鼓励开矿的“圣训”并非没有，只是在嘉庆看来，雍正的“圣论”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于是顺手拿来，作为厉行禁矿的一个法宝罢了。
嘉庆四年十二月，他还以“西山煤窑最易藏奸”为名，要求顺天府会同步军都统衙门查封西山等地的私开煤窑[⑤]。五年闰四月十七日，云贵总督书麟奏请禁止采矿，他说：“窃查边外夷倮，虽族类本殊，易于梗化，若无内地奸民暗中唆使，尚不敢妄起衅端，是以汉民向有不许擅入夷寨之例。况历来厂丁，皆系无籍游民，一经开采，动集数千，不但阅年既久，矿砂衰息，若辈无可依归，势必散而为匪，且以甫经勘定夷境，骤然聚集多人，亦恐黑倮闻风惊怯。”嘉庆阅后大为欣赏，批示说：“所见甚是，依议。”[⑥]
嘉庆六年三月，伊犁将军保宁等奏请开采新疆塔尔巴哈台所属各处金矿。军机大臣根据嘉庆一贯的禁矿宗旨，即行议驳。嘉庆认为“所驳甚是，”并下谕指斥说：该处金砂，过去严行禁采，尚恐不免有偷挖之弊。今若官为开采，势必招集多人，奸良莫辨，并恐内地甘凉一带游民，纷纷踵至。而此等无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则难，于边地殊有关系。因此仍令保宁将产金处所严行封禁，避免游民偷挖滋事[⑦]。
嘉庆六年九月，大兴县民张士恒等，呈请开采四道沟等处铜矿，遭到嘉庆断然拒绝，他指出的理由是：开采铜矿俱系无业游民，矿苗渐竭时不易遣散；此地与蒙古山场相连，示以牟利有失国体；户工二部鼓铸所需铜斤充裕，不需另外开采。因此下令将此处铜矿“永远封禁，不准开采”，并且“责成地方官严加查察，毋许再有私行偷挖之事”。随后，代奏之步军统领明安被革职留任，兼管事务俱被免去[⑧]。
嘉庆十二年正月，宛平民杜茂封，呈请开采顺德府属邢台等地银铅各矿，遭到嘉庆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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