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九年二月，那彦成奏请准民人及旗人在齐齐哈尔定居，种地为生，并称此事旗、民两便，理应同意。嘉庆阅后大为不满，指责那彦成说：“事不可行。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原不准民人杂处，致碍旗人生计，是以内地贸易之人不许在彼居住谋生，如有私自逗留，尚当驱逐出境，”如今又如何能同意让其在该地居住？他告诫说，满人本“以弓马为本务，每日勤加演习，及打捕牲畜，兵力自当骁健”，如果与民杂处日久，“必致沾染气习，渐流懦弱”[33]。结果，那彦成的建议被驳回。 

但关外流民仍在不断增长。嘉庆十一年（1806）七月，嘉庆又因关外流民人口大增而谕示内阁说：“郭尔罗斯地方，从前因流民开垦地亩，设长春厅管理，原议章程，除已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不准多垦一亩，多增一户。今数年以来，流民续往垦荒，又增至七千余口之众”。因此他指责说：“国家设立关隘，内外各有限制，该处流民七千余人，非由一时聚集，总由各关卡平日不行稽查，任意放行，遂至日积日多。”同时要求各边门守卡官弁，嗣后务遵例严行查禁，“不得听任成群结伙相率流移。若仍前疏纵，定按例惩处不贷。”[34]这种情况的出现，正说明嘉庆的*，既不得人心，亦不合时宜，因而它对于广大流民群来说，并不那么灵，即使是各守卡员弁及关外各地官员，亦得难切实执行。所谓“新增七千余口”，若相对于整个流民群来说，自然不算多，但在短短的几年里，聚集到同一个地方来，这个数目确实不算少。 

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民人出关耕垦，由盛京将军富俊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必须有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写姓名及所住处所，到关验明放行外，还应有随身护禀一张备查。若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则应有原籍关照两张，一照交山海关存留，一照交边门存留。经户部议覆，准予施行。至于章程规定，从嘉庆十四年正月开始，将该处民人户口、地亩，责成通判、巡检、地保等分别详细报告，以防续有流民前往，籍户增加情弊。但户部则认为，是项规定尚不严密，该将军应每一季度派员清查一次，将有无增加情况，具结盘查。嘉庆立即批准了户部议覆的章程，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