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恭阅世宗皇帝朱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朕每绎思庄诵，志之于心，因无人以此陈请未经明谕。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县民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辄据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 

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此时方禁约之不暇，顾可听其纠集耶！且国家经费，自有正供常赋，川陕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潘世恩、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揣摩迎合，觊觎矿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 

至给事中明绳，若系巡城，只当听断词讼，遇有此等呈词，亦应饬驳，况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冀幸事成分肥，殊属卑鄙。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②] 

结果，倡议者潘世恩和苏廷禄以“不安本分”押送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不许出境滋事，代递奏折之给事中明绳以“冀幸事成分肥”，冒昧转奏，交部议处。 

    应该说，雍正时期确曾下过许多有关禁矿的朱批谕旨，而且是愈来愈严厉。但即使这样，雍正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有时也采取某些灵活性的态度。如，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广西巡抚金鉷奏请于桂林府属涝江等处矿区，召本地段实商人，自备资本开采，所得矿砂，三分归公，七分给商；梧州府之芋荚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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