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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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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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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奴隶下足以役使耕种，于是诱骗胁迫汉人投充旗下为奴。这些投充为奴的汉人，多半是近畿一带圈地的受害者。土地房屋被圈占，又无力转徙他乡，只有投充一途。此外，八旗士兵还抢掠汉人为奴，或汉人犯罪判归旗下为奴，或“价买”人口为奴。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奴隶反抗的方式主要是逃亡。清政府为了对付奴隶逃亡，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惩治的重点在窝逃者。所谓窝逃，并不限于窝藏逃人，凡误雇逃人作工，误留逃人住宿，误收逃人为兵，几乎与逃人稍有牵连的都算窝逃。告发窝逃者有重赏，知情不举者受重罚。查解逃人多寡，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于是冤假诬控层出不穷。逃人法的受害者是汉人，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当清军占领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之后，自以为取天下唾手可得，伪装和掩饰都不需要了，以赤裸裸的凶残手段屠杀一切敢于抵抗的汉族军民，甚至屠杀一切没有公开表示降服的汉族军民。降服的标识就是剃发易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与不剃，变成生和死的选择。而且必须在令到之日起十天内作出选择。迟疑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时汉民族来说，在民族感情上，在伦理道德上，在风俗礼仪上，都感到是难以容忍的伤害。于是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尊严、气节、礼俗、文化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搏斗。“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头可断，发不可剃”。汉民族中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宁可在屠刀下悲壮地死去。剃发易服激起的民族仇恨，比圈地、投充、逃人法更广泛，也更强烈，它打击的是千千万万，而不只是某些地区、某些集团和某些附层。在民族对立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只可能导致更大的分裂，而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
满洲贵族未尝不知道“不嗜*者能一之”的古训，但他们实行的暴虐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反抗，又是以不足百万的少数对付数以亿计的多数。“不嗜杀”的古训也顾不得了，因此对不愿屈从在铁蹄下的任何人都绝不宽容。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实汉官，统率三它需要有能征惯战如洪承畴一类的汉将，冲锋陷陈需要几十万汉族士兵，宣扬伦理纲常需要有熟悉儒家经典的汉族文人，树艺五谷需要有千百万有生产经验的汉族农民，懋迁有无需要有善于经营的汉族商人。这一切，都是建立全国*统治绝不可少的，但又不是用血腥的办法可以获得的。正因如此，甚至在以军事征服为主的顺治初年，也未尝忽视从*上征服人心。征服对象首先是汉族官僚和文人。征服人心的第一招是批出“吊民伐罪”、“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为崇祯帝发丧，令天下臣民缟素三日。这就使那些讲究君臣之义的汉族官僚和文人要感恩图报了，甚至像史可法那样忠贞不渝的明室遗臣都感激涕零地说：“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清政政这一招还给一些剃发易服的官僚士大夫们送上了一块遮羞布，向“为我先有赡养鳏寡孤独。减钱粮摇役、蠲免一切加派的许诺，应允礼俗衣冠暂从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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