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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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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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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既不重视海防，也不重视外贸，更不重视外交。仍然死守着老祖宗的过时的观念，皇帝君临天下，四海臣服，万邦来仪，只有藩属国的朝贡，无所谓外交，有关业务例由礼部（俄国由理藩院）主管。欧洲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之后，各国先后建立了外交部，视外交为第一要政。向国外派出常驻外交代表机关与驻在国进行*联系以代表和保护本国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公认的国际惯例。而清代的官制仍是吏户礼兵刑工。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公元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前，从无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皇权高于一切，维护皇权的神圣性成为外交活动最高准则。外国使节晋见清朝皇帝必须行跪拜礼，跪与不跪，中外双方长期争执，几乎成了清朝前期中外交涉中的最大难题。
外贸也纳入朝贡这一传统模式，那时并无现代意义的对外贸易。清政府把外国要求来华贸易看作是向中国“臣服”、“朝贡”、是“倾心向化”、“叩祝万寿，备进方物”，对策是所谓“加惠远人，抚育四夷”。这种朝贡模式的通商，价值观念重在贸易对象的亲疏依违，而不在经济利益的多寡有无。清朝前期的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却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视外贸为元关紧要的事务，或只重*效益不重经济效益，完全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激烈的贸易竞争。
在清政府的模糊观念中，外交就是通商，通商就是朝贡。是早成立的一个办理对外交涉的中枢机构，便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古代中国历来以天朝自居，外邦均视为“夷”，故清代长期称外交为“夷务”，外交照会称“敕谕”，皇帝自称为“朕”，外交“朕抚御万方”等等。这种传统模式一直沿袭到被历来瞧不起的“夷”打败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外交与商务混淆，商务与朝贡混淆，这种外交体制与十七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能适应的。欧洲各国在长期交往中已逐渐形成许多不成文的、但有法律效力又为各国所接受的习惯做法和先例，即所谓国际惯例，诸如大国间可以互派大使（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限于大国）、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外交使节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政府办理交涉、外交代表人身及其住所不可侵犯等等。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例如，拒绝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外国在北京设立外交代表机关，也不向任何国家派遣常驻外交代表，手持国书的来华外交使节不准进入北京，这些在当时欧洲各国早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清政府都以不合天朝体制断然拒绝了。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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