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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习惯的谬误而约定俗成，终于左右了舆论，被许多人所接受。乾隆年间成书的《清文补汇》即误云：“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见《清文补汇》卷6）。道光年间成书的《寄楮备谈》亦误云：“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奕赓：《佳梦轩杂著》《寄楮备谈》）。而最具权威的如《清实录》等清朝官书中亦出现有“包衣汉军”（《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这一很不规范的称谓。影响所及，所谓“旗鼓汉军”（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汉互用》）、“内务府汉军”（《清史稿》卷320，《英廉传》）等等不正确的称谓，比比皆是。当年如此，今亦依然。尽管近来一些有关清代内务府包衣的重要论著，如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兼论一些有关包衣的问题》[1]，以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据，全面论述了内府包衣的分类、组织、属性，乃至包衣与汉军关系等诸多问题；王锺翰《内务府世家考》[2]系统论述了清一代内务府世家的情况，特别突出点明了汉姓人问题。均廓清了对包衣问题的许多模糊认识，人们如加留意，认真领会，过往的认识谬误当不会重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旗鼓佐领，汉人包衣佐领，或叫包衣汉军佐领”，甚至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列举的“尼堪姓氏”中之“尼堪”，亦误认为就是“汉军”，等等提法、称谓、认识充斥于现今许多论著及权威的辞书之中。显然这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如此，除学术交流滞后，耳目闭塞之外，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包衣汉姓人的本质属性，未细究包衣汉姓人在八旗中实际地位；还在于由包衣汉姓人组成的旗鼓佐领，与八旗汉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交叉之事、相同之点甚多；更由于清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将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往一起连的政策，以至给外界造成许多其形同一体、似是而非的印象。人们不深究其彼此各不相同的历史、详加考查其异同，以及事态之变化，便将其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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