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汉军参加考试。这是把汉姓包衣视同汉军处理的最明确的官方规定。这项规定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仅是单纯确定考试身份的方式问题，而是有着暗示汉姓包衣的发展趋势与最终归属的问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仕途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最为引人注目、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重大举动。而历来科举又极重应试人员之出身、籍贯。凡对不同类别的人群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人以类聚。不同人群自当归入不同类别，不得错乱，也错乱不了。包衣汉姓本属满洲旗下，毫无疑义，其一切活动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自当随从满洲一起行动。康熙以前其入学中式均在满洲额内，乃理所当然之事。雍乾以后，硬性规定汉姓包衣一律比照汉军，占汉军名额，尤为怪异的是竟不顾历史事实，将以前把包衣汉姓参试人员，一律归入满洲额内入学中式，这一符合实际的处理方式，公然指斥为谬误。这不能不给人们以同类相归的错觉，而产生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淆、包衣汉姓即汉军的误识。尽管内务府或八旗都统所造具之清册上，均一一注明汉姓包衣的具体身份。但这类注明不论多么细致，人们会自然而然且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与汉军无异，甚至就是汉军。很显然这种错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造成的。
而且，自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甚至竟直接将某些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这是以解决生计为由，将内务府上三旗以及下五旗中之一些包衣汉姓人拨出，改隶于八旗汉军的。雍正八年上谕称：“又如内务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之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佐领当差”（胤禎：《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8）。这里所提的“汉军佐领”，孟森据引时曾正确指出乃“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其实指的是包衣汉姓，即旗鼓佐领。而“旗下公中佐领”，乃八旗之旗分佐领（迥别于包衣属性的旗鼓佐领）。陈国栋在转引前句话时指出，所谓拨入八旗披甲，“则其中必有拨入汉军者”，“而这些拨入汉军的当然是汉人包衣”[5]。确实如此。因为后来乾隆帝曾说：“前经皇考谕，将上三旗包衣佐领下人等，分附汉军旗分，令其披甲”（《清高宗实录》卷163，乾隆七年三月戊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尽管这是清统治者根据需要，改变一部分包衣汉姓人之身份，将其归入汉军的一种统一处理方式。但给人们的极深印象却是：包衣汉姓最终将归向汉军。这里，它们已不仅仅是接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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