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圣祖玄烨(1662—1722)自己说过：“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位，辄以（大）学、（中）庸训诂询之左右”¹⁰。又说：“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於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¹¹。“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鹜。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¹²。而他受其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教诲最多，《大学》、《中庸》之外，象《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诸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¹³。康熙认为讲官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於所学。尔等仍愈加以直言，毋有隐讳，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¹⁴。又说：“朕日读性理诸书，见得道理”，而且见诸实行，所以他“自御极以来（康熙六十一年）……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¹⁵。他一生勤奋好学，精通满、汉、蒙、拉丁各种语文。人文科学如经史子集和诗文书画；自然科学如天文、数理、农医、工程无不兼通，好古敏求。而康熙之所以毕生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身体力行者，其目的在于挽救明末王（阳明）学之颓风，俾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臻于亿斯万年。康熙“见得道理”与“远承心学”之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竟能实行儒家所谓的纯王道*，不愧为有清一代的真理学或真道学的*思想文化上有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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