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世宗胤祯(1723—1735)继位以后，13年间，一反乃父为政从宽之道，继之以严，自谓父宽子严，其道一也。全国上下雷厉风行，对纠正康熙晚年的失误和流弊，起到了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澄清吏治，雍正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先岳伯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虚怀察访，果系清节素著，才具练达者，任以要剧，即行保荐，则举一可以风百，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¹⁶又说：“国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令。盖州县官与民最亲，而知府又与州县官最亲。凡州县兴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专责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抚监司之耳目，而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于下，所系綦重矣”¹⁷。依次实行减差徭，除贱户，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给养廉。如雍正所言：“驿站关系重大，……如直隶、山西等省差徭更为浩繁，虽驿马足数，亦供应不敷。乃内而兵部，外而驿道，於给马匹时，官吏通情受贿，往往所给浮於勘合之数；且行李辎重皆令驿卒乘马，备负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县，以见马换马，向有旧例，不敢诘问”¹⁸。又云：“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心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¹⁹。又云：“迩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至于官盐腾贵，贫民贩卖私盐，捕役斗殴，株连人命，流弊无穷。……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²⁰。又云：“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乃迫于时势，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²¹。一时吏治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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