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葡萄牙人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为了取得清政府信任，也极力排斥别国商人入澳门贸易，一再失去重振贸易的机会。如康熙二十五年，清政府开放海禁，澳门的王家法官等向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声称：“澳门原设与西洋人居住，从无别类外国洋船入内混泊。”反对外国商船驶入澳门港湾。康熙五十八年，清政府打算将设在广州的外国商行迁到澳门，在那里向一切来华的外国商船征收税款。但葡人为维护他们在当地特权，而拒绝了这一可以使澳门长期繁荣的机会。 

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清政府与葡人都没有把澳门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中国政府为了对澳门实行绝对主权，自然也就没有考虑澳门地位的特殊性，仍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经济政策。另外，在行政管辖上，有些规定也不利于澳门繁荣。如不准在澳门建一椽一石，显然是出于维护主权的需要；但矫枉过正，也限制了澳门发展。而葡萄牙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长久居留澳门，如何把澳门变为殖民地，自然也不会在意澳门的发展前景，往往只顾一时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的目标。如猖獗一时的鸦片*、华工输出、*业都是在澳葡当局纵容下，有的甚至是带头发展起来的。以鸦片*为例，在18世纪后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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