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校学习的内容，和大陆是一致的。这里以蒙童为例。蒙童在蒙师教育下，一般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然后再学四子书，并读朱熹注释。在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求背诵，为的是应将来科举考试。学习完这些功课后，再学《诗》、《书》、《易》三经及《左传》。间或练习书法，命题作文。比较聪明的，还可以扩大阅读范围。

在清代前期，清政府曾规定：“台湾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增广生如之”[5]。台湾建省后，经礼部议准，增设了学额。“由南北两府学拨归台湾府学廪膳附增生员一百五十名，武生八十六名，又由彰化县学拨归台湾县学者五十二名，武生十一名，拨归苗栗者十一名，武生十一名，嘉彰两学拨归云林者四十九名，武生二十二名。”

台湾的儒学与书院和大陆一样，一般也都订立学规。比如海东书院的学规是：“一曰端士习，二曰重师友，三曰立课程，四曰敦实行，五曰看书理，六曰正文体，七曰崇诗学，八曰习举业。”从学规的八条内容看，它们源于康熙的“圣谕十六条”[6]。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体西用”政策的实行，台湾的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光绪十二年，“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十六年，又设西学堂于城内，聘四人为教习，择全台聪慧之子弟而教之，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又以中国教习四名，分课汉文及各课程。学生皆给官费，每年约用一万余两。”此外，还设立“番学堂”，选“番童”二十名，“课以汉文、算术，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

清政府在台湾创立府州县学，在民间办社学，不仅提高了当地汉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而且也使高山族人民的教育日益发展。许多高山族儿童能够熟读汉文古籍和书写汉字。“东螺、猫儿干间，有读书识字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往素牌票，亦能句读”[7]。这些，逐渐改变了高山族人民文化低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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