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禁论者却诡辩：许多土民年长者自称，我等已染此习癖，若遽加禁止，将失去生存乐趣，长久度此残生，不如快死。因此严禁台湾土民吸食鸦片，“将遇民情之极力反对”，如此，“则需经常派驻两师团以上兵力，并牺牲数千之生命，甚至以兵力威压仍未能达其目的，为推行鸦片制度，竟需众多之兵力与巨额经费，殊非得益之说”。（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根据台湾总督府公文档案编译《日据初期之鸦片政策》第一册，页14。）

因为当时舆论多倾向于严禁论者，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上任后，随即发出指令，严禁吸食鸦片，并明文规定于《台湾居民刑罚令》中。（注：廖庆洲著《日本过台湾》上砚出版社，1993年版，页104。 ）但因据台之初统治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镇压各种抵抗活动，因而负责鸦片政策推行的民政局，认为对鸦片问题只能采取调查与研究的步骤，难以采行严禁举措。于是，1895年12月水野民政局长返回东京向中央政府陈述目前严禁有害无益。因有言在先，以首相身分兼台湾事务局总裁的伊藤博文颇感为难，于是要求台湾事务局的各委员就此问题再加考虑。水野随后访问了卫生局长后藤新平并陈述自己的观点，后藤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指出，禁鸦片之难，难于禁烟酒，“而且取缔不易，并有违人道，毋须由政府制造专卖，将其收入以改善台湾各种设施为宜”。后藤新平曾在1895年9月担任内务省卫生局长后， 命台湾总督府的民政局员鹰崎与渡边调查台湾鸦片问题，且以这两位有关鸦片28个项目的极为周密的调查，拟成《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之意见》，提交内务大臣野村清。在意见书中后藤新平反对非禁论，理由是“台湾新附之民，亦为陛下之良民，何以在健康长寿之保护上，未能享受一视同仁之恩泽？”同时，他也并不主张严禁，他说，鸦片烟不可不禁，“唯于今日，要加以急施，似甚为不妥”且“厉行严禁鸦片烟之制，难免有失酷薄之嫌”，务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后藤批评两种极端论者，言之凿凿，自己的观点也如水落石出：据说鸦片进口税年逾80万，可见其需要量之大，唯将其归为政府专卖，寓禁止税之意，加课此进口税额三倍之价，在特许药铺，凭政府之通摺，售与吸食者，则其需用者必因之逐渐减少，且国库将增加160万元之收入，加上原来之进口税8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