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曰通番情。近敌之地，生番不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曰审地利。虽极要之地，内地必有小径，倭破牡丹社，即土人导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24]
这里，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了沈葆桢对日斗争的战略思想。他虽立足于战，但也不轻视*斗争，特别强调要团结人心，广泛团结台湾人民和少数民族，视此为成败关键。
三“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
在确定理喻、设防、开禁的对日斗争方针之后，沈葆桢在设防方面又采取了几项战略性的措施。
6月30日，潘ｗèｉ＠④一行回安平，向沈葆桢禀告谈判的经过。接着沈向清政府奏称谈判失败，并说：“倭奴虽有悔心，然窥我军械之不精，营头之不厚，贪鸷之念，积久难消，退兵不甘，因求贴费，贴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不可开之端，且有不可胜穷之弊，非益严儆备，继难望转圜。”[25]显然，以实力为后盾的对日斗争已提到日程上来，不能再有什么犹豫。沈葆桢还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他一到台湾，就十分震惊地看到“台地无一可防”，“台地班兵，全不可用，团练可助胜，而不可救败。生番固愿助官，奈毫无伎俩。陆勇仅千人，为办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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