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日本向台湾东北部扩张的情况，沈葆桢大胆地向清政府提出“开禁”台东的建议，成为19世纪70年代后全面开发台东的先驱。

沈葆桢十分重视对原住民的团结工作。他一方面看到“番民为其甘言财利所诱”，另方面又看到高山人反对日本压迫的积极性。沈葆桢指出：“各社番目ｔｕǒ＠③粤庄头人吁乞归化……。今日本肆虐，心实不甘……用兵之日，各愿先行”[11]。沈葆桢正确分析了原住民的态度，从而颇有远见地提出“驱倭抚番”的斗争方针，实行团结原住民的政策。这不但是日后“开禁”的关键，同时也是争取原住民支持对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决策。

沈葆桢到台后，对西方列强也有进一步的认识。他指出：“西洋各国，在通商口岸，兵船来往，本无虚日，遇两国构衅，尤必确探风声，至交战时，且作壁上观，将其胜负关键，飞报本国，笔之于书，其结习然也。使倭人得志于生番，西人必不令独享其利。若就目前而论，则必不冒不韪之名，为倭分谤”[12]。这些认识，比刚来台时对列强的认识来得实际，不抱什么幻想，因而“联外交”一项，到台湾后再不提出，而把重点放在对日进行交涉、备战、团结原住民方面，即：“一曰理谕，一曰设防，一曰开禁”。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对日斗争战略方针，中心是设防。设防包括了沈在大陆时提出的“储利器”、“通消息”、“储人才”几个方面。总之，沈葆桢到台湾后，根据台湾局势，发展了在大陆时对日斗争的设想，更全面更具有战略意义地提出理谕、设防和开禁的决策，对保证挫败日本占领台湾的阴谋活动，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　理喻、设防和“抚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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