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作了较符实际的分析，指出日本侵台“大有骑虎之势”，欲罢不能；而台湾原住民不可能战胜日本“蓄意新练之兵，其破也在意中事，破则必踞其地，而我之战事起”[1]。总之，中日交战有很大可能性。他认为，如果日本“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2]，“此时，以挞伐之威，并不得谓衅开自我”[3]，主张及早做好反侵略的准备。同时，他也看到，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孤立的地位。日本侵台消息传出后，即受到列强的抵制。沈葆桢看到了这点：“中西人人发指，非虚言也”[4]。然而日本敢在国际上孤立的情况下举兵侵略台湾，是由于清政府的苟且偷安。他指出日本“非窥我苟安旦夕之意，亦不遽蹈＠②抵隙而来”[5]。他针对这种局面，反复地强调“备战”的方针，并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对日斗争的重要决策四点，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
（一） 联外交。沈葆桢认识到列强对日本侵台的态度是“虽疑其奸，亦无从遽发其复”，因此，沈计划“将递次详将日船遭风各案，摘要照会各国领事，其不候照复，即举兵入境，并与生番开仗各情形，亦分次照会，请其公评曲直”。沈葆桢认为这一措施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策略性的目的：“如其怵于公论，敛兵而退，上也；否则展转时日，我将集备设防，其鬼蜮端仉，亦可随时探悉。”[6]
（二） 储利器。沈葆桢清醒地指出，“日本非西洋之比”，但也“不可谓非劲敌”，日本的陆军，“虽西人亦惮之”。日本的战船虽非中国各船之敌，但具有进攻性，这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优势。他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7]。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购买两艘铁甲船，此外，还应购买水雷、后膛枪、火药等军需。沈明知清政府因循苟且已成痼疾，所以特别强调备战的迫切性。他奏称：“明知所费不赀，必有议其不量力者，然备则或不可用，不备则必启戎心。乘军务未萌之时，尚可为牖户绸缪之计，迟则无及矣”。
（三） 储人才。沈葆桢在向清政府报告兵力调度和布置的奏折里，提出“广储人材”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此时消除萌蘖，须得折冲樽俎之才”，积极物色有外交学识的官吏。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原台湾道黎兆棠和吏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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