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铭传将山地的樟脑、硫磺等特产的制造、输出，收归官营，设脑矿总局，并置分局于要地，分掌其事务。1886年至1887年，先后设立或恢复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等民用企业，又招上海、苏州、浙江之富绅投资，设立兴市公司于台北大稻埕，并铺设台北市街，作为市场贸易的中心。刘铭传于1889年3月的奏折中提出，“欲自强必致富，欲致富必经商”。乃特派公正廉明之大员认真督理，举凡丝、茶、煤、铁、纺织、种植暨一切矿务、垦务、制造各务，“招集殷商富户，……使之分头认办”，自信“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而屈人者也”。折中还指出，“不聚敛于民者，不能不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者，不能不与敌争利”（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第249页。）。刘铭传在倡办实业筹措海防经费时，谋求“商战”，“与敌争利”，已具有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番学堂”、西学堂和电报学堂，创办新式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培养精通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以巩固台湾海防。
总之，刘铭传战后在台湾的种种措施，其出发点首先是为了“庶几孤岛自强，固七省海疆门户”，进而“思以一岛基国富强”。即为了海防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在刘铭传的努力经营下，台北冠盖云集，辐辏环聚，迅速成为商务繁盛的近代化城市，台湾出现了“百业俱兴”的局面，不但直接增强了海防力量，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台湾成为当时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由于经济、交通、贸易的发展，建省分治后，也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可以说，沈葆桢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倡导者和奠基人，而刘铭传则是台湾近代化的实干家和集大成者，其贡献尤大。连横谓“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诚非过誉。
总之，加强海防，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改革，而近代化改革的成就，又反过来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这是当时台湾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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