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琦善对香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同样有所认识，但他在奏折中对香港的评价前后矛盾。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840年12月19日），他在英人强索香港的奏折中写道：“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不远。伏查大屿山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有炮台，设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7］他建议准许英国在厦门、福州通商。

但是，在与英方全权代表义律谈判的过程中，面对英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产生了畏敌厌战的思想，认为在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交锋实无把握，因而对英方提出的割让香港的要求，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代英方向皇帝提出请求。为了替自己的误国行为辩护，他采用轻描淡写的办法，贬低香港岛的重要性。他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41年1月20日）的奏折中说：“尖沙咀新建炮台，非如香港之孤悬海外可比。”他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841年2月18日）的奏折中又说：“查香港离省四百六十里，孤悬海外，......”实际上，香港岛与广东大陆的一部分尖沙咀仅仅隔着宽约1.5公里的海面，绝非“孤悬海外”。

清朝皇帝一向重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早在1793年，英国全权大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在北京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其中包括把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给英商存放货物和居住。乾隆皇帝就断然拒绝了英国的领土要求。他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沙洲岛屿，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