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发韧于19世纪初，以祁韵士的《藩部要略》，《伊犁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沟注地理志集释》、《元史西北地理考》等书问世为标志，开启了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先河，并在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以龚自珍、沈垚、俞正燮、程恩泽、李兆洛、张穆、何秋涛和李光廷等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学术追求和共同的治学风格的专门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群。且以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之究心时务，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著称于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1之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严峻局势的出现，以及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学者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以求打破朝野上下“暗于边情”的状况，促使国人关心边疆地理史事，激发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而且也使边疆史地研究的空间范围从以前对“藩部”（蒙古）和“西陲”（新疆）——西北边疆的单一研究，转向以西北边疆为主，兼及西南边疆、东北边疆，以及东南海疆，出现了“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2之边疆史地研究空前所未有的盛况。从而使当时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抗敌御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变化，同时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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