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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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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8: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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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如绝域。此又两不收之一失也。至于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卦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何种落者。何况天命间削平诸部概归满洲者，更谁问其今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谭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论远古?何论荒外”4?魏源通过对官书疏漏之弊的批评，不仅发出了研究边疆史地的不易和艰难的慨叹，而且对这种疏漏将有碍于全面正确了解“边情”，进而为国家抵御外侮，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表示出深深的忧患和不安。继之，魏源又对民间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和影响，而导致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进行了批评。他不无忧虑地写道：“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故赵氏翼谓噶尔丹败于土腊河，马尔赛不于归化城邀其归路；俞氏燮谓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已皆差歧数千里”5。无疑这种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不仅反映了当时国人对“边情”的无知和愚昧，像赵翼、俞正燮这样的名家尚且如此“孤陋寡闻”，那么大多数国人对“边情”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同时也寄寓了魏源欲藉“边情”启蒙和教育，以逐渐改变朝野上下“昧于外情”之状况的焦虑之情和良苦用心。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的驱动才使魏源写出了一代名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长期以来，人们多着眼于《圣武记》在开创当代史撰述之风气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圣武记》也是一部边疆史地名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姚莹亦对因陈腐落后的“夷夏观”而致的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无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愤然写道：“莹谓：中国，周有象胥之宫，所以通四方夷狄之言语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晋《乘》、楚《梼杌》之类，大抵不出《禹贡》九州之域。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非复黄帝、神农以前，德被遐荒之旧矣。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汉武之通西域。无不诟其夸侈，为其病中国也。然而古今异势，非可拘谈，三代王畿，不过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巩固，自无事于远求。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谓要、荒者，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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