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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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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8: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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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内地之山川形胜、风土人情、郡县沿革和河流湖泊等等的考订与爬梳，而对地处偏远、甚至被误解为“殊方异域”的边陲的史地关注殊少，问津者寥寥。直至道咸以降，这种状况始有根本性的改观。由注重内地历史地理沿革转向注重边陲的历史与现状，由繁琐考证转向为现实需要提供对策方略，从而使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真正的意义和内涵。故梁启超说：“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趋向一变，其重心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3。即谓真正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边疆史地研究当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探讨如何巩固边防，有效地抵御外侮，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对策方略，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忧国虑时的边疆史地研究者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无论是“筹边”、“备边”、“谋防”，乃至“靖边”，首要一点就是必须“知边”，亦即了解“边情”，主要指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知边”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己”。“知己”，方能“战胜攻守”，“审势察机”，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是推动人们终生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当人们进入研究领域后，发现尽管前人在这方面留下了相对丰富的遗产，然而具有真正意义的边疆史地研究却寥寥无几。就是在这有限的研究之中不仅多有疏漏讹误之处亟待订补。而且又畸轻畸重，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枝独秀，而西南、东北边疆及东南海疆史地研究犹如凤毛麟角。可见这种研究状况已无法适应和满足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之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对此，使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倍感焦灼和紧迫，其忧患之情溢于言表。首先魏源针对记载边疆史地的官书的疏漏之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各纂，互不相应。如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科布多，继移察罕瘦尔，乾隆中又移乌里雅苏台，是三地为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统志》成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乃于此三地一字不及。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及唐努山乌梁海图，而于察罕瘦尔亦不之及，遂以两朝亲王大将军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统志》于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东北濒海，有赫哲、费雅喀、库伦、鄂伦春、绰奇楞、库野、恰喀拉诸部落，各沿海岛居住，每岁进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鄂伦春并设佐领供调遣，旨隶于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发虽极边，人则内属，故不列于外藩’云云。夫既不列于外藩，则东三省边城中谅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边防门》亦沿此数语。甚至《盛京通志》于此数部之疆域。四至、户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则此各部者，既不获列于外藩，又不获列于内地。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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