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姚文栋的《滇湎勘界记》，邓承修的《中越定界图》，薛福成的《中缅交界图》，吴大徵的《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丁谦的《蓬莱轩舆地丛书》，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等都是激于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内涵和底蕴的深沉的忧患意识而作。
第二，对“边患”认识不足的忧患和焦灼。
第一次鸦片战争萨隆隆炮声，空前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以及强邻四逼、蚕食疆土的严峻时局，并未使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从陶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清醒过来，由此产生自觉、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9。以至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仍有所图谋的情况下，朝野下上竞然在“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10。即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所造成的严重的“边患”，乃至随之给国家和民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劫难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鉴于此，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走出蒙昧无知、夜郎自大、冷漠麻木的误区，对“边患”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以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将他们对“边患”的自觉的认识倾注于其撰述的字里行间。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势日衰，沙俄乘机加紧侵华，蚕食中国疆土，而对沙俄给中国北部边疆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未引起绝大多数国人的警觉，以至连一部专门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史著都没有。何秋涛正是出于人们对“俄患”缺乏清醒认识的忧患而作边疆史地名著《朔方备乘》。对此，他说：“益究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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