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爱国者应当爱护百姓，他的所作所为应当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是由广大人民组成的，除了领土主权、国家机器外，支撑国家最重要的成员就是百姓。对百姓的态度，是衡量爱国者的又一重要标准。

施琅在征台过程中，占领澎湖之后，郑氏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氏及其军队的工作。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郑成功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郑经时，又杀了施琅的子侄，多达七十余人），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计私仇。清军攻下澎湖以后，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9。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10 施琅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稳定民心；同时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康熙同意他的招抚政策。施琅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11。由于施琅在澎湖击垮了大将刘国轩率领的郑军主力，又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终于认清了形势，决定降清。他们请施琅迅速到台湾稳定局势。施琅不费一兵一卒地抵达台湾，以和平手段完成了统一台湾。这就使清军和郑氏的军队避免了杀伐流血，更使台湾百姓避免了一场战火。

施琅来到台湾后，命令军队从大陆运去粮饷，不得向当地百姓征集。军队的“日用蔬菜，市肆买办，照依民价无亏，断不许借称官办应用，一丝一毫侵取民间”12。他还严禁当地社保甲进行犒劳军队的活动，以免“致扰民生”13。这种为民着想的观念，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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