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写道：那里“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地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18。他认为台湾在经济上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就上奏要求在台湾“设官庄，召民辟垦”19。由于官庄的增加和东南沿海地区大量人民的入迁，台湾土地得以广泛开发，耕地面积逐年增加。当地高山族人民受汉族的影响，耕作水平不断提高，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台湾“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20。施琅和入台的清军文武官员在台湾得到清廷赐给的大量土地，福建晋江的施姓族人也大量迁往台湾，他们都对开发建设台湾作出贡献。施琅本人在台湾凤山县兴修水利设施，他的族侄施世榜父子在台中彰化地区，用十年时间，修筑大型水利工程八堡圳，灌溉面积达一万八千公顷。这些水利工程大大有利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爱国者还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施琅在这点上也是比较突出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在统一台湾过程中，对待郑氏集团人员，不计私仇，采取招抚的政策。这里再补充一些，如，对杀他子侄的刘国轩，施琅在俘虏中找到刘的亲信，对他说：“我决不与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故无罪，吾必与之结姻亲，以其为好汉也。”甚至还当场“折箭立誓”21。刘国轩掌握郑氏军权，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郑氏方面的态度，施琅明白刘国轩在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不计个人家仇，倾心招抚刘国轩。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郑氏降清，刘国轩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施琅到台湾后，也做到了不计前仇。他见到在关键时刻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降清的郑克塽等人时，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妥善安置郑克塽和刘国轩等将官，“礼待优厚，出郑氏望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施琅还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致祭，充分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22，表现他宽阔的胸怀和对郑成功的敬仰。如果施琅计较个人的家仇，不采取招抚政策，那时台湾就不可能如此顺利的统一于清朝，双方的军队和百姓也避免不了一场激烈的战火。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爱国者含义的认识，也应当有所变化。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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