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和好之谊”。“本国大君主特派钦差前来与贵国议立章程，俾本国所获得利益与大英国所得无异”（注：《澳门专档》（三），页2。）。言辞虽然委婉动听， 但所谓要与英国获得同样的利益，其中暗含着澳门也要同香港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日，哥士耆也致函总理衙门，一反过去葡使不进京的诺言，说他自己是中介人，但身任使臣，不能擅离京城，若凭书信往来商酌，必致多费周折。而且现在天津瘟疫流行，不宜作为谈判地点。因此他建议：“可否由本大臣请大西洋全权大臣来京暂居本署，……只算本大臣处留住朋友，并不揭明大西洋全权大臣到京。似此办法，庶一切事件有本大臣就近从旁熟商，两面必皆省事，一俟和约底稿商定之后，听凭再往通州、天津等处画押完事，即算在彼处办成，与京师无干”（注：《澳门专档》（三），页8～9。）。总理衙门认为哥士耆借口天津瘟疫盛行，“粉饰其辞，狡诈之情如画”。但考虑到，“若严为拒绝，徒与ｄǐ＠⑥牾，难阻其进京之举，且虑其从中挑激，致生事端”（注：《澳门专档》（三），页15。）。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同意葡使进京暂驻法国使馆。同时派恒祺为全权大臣会同驻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同葡使基玛良士进行谈判。
在中葡即将进行谈判之际，税务司赫德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两点建议。其一，重建澳门海关。他说，现在澳门绕越私入内地之鸦片每月有600箱之多，而随此大宗鸦片进出的各项货物也都是漏税之件， 造成中国税收的巨大损失。若能在澳门重建海关，对粤海关的税务大有裨益。其二，在与葡萄牙订立的条约中，必须写明澳门是中国之地。“令其每年呈纳租银一万二千两”。如果葡使不肯答应，即不准其立约。如果英、法有人进行干涉，总理衙门应向其指出，这是中国之事，别国勿庸过问。“否则，此次立约，而不立关，实与粤关税务有损；倘若立约，而不言明澳门系中国之地，将来各国均以澳门为西洋之地，必致于中国大局有害也”（注：《澳门专档》（三），页12。）。应该说，赫德这两点建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正确的。清总理衙门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又没有决心坚持这些主张。他们认为，葡萄牙“断不肯遽依此议，但以此为难之事，稍拆其方张之焰，或者于他事要求略从敛戢”（注：《澳门专档》（三），页41～42。）。这样软弱的态度，注定了这次谈判必然失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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