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大量招“纳吉安府等州府属县逃民、并军匠人等，分布各庄住坐，无异仆隶”，除耕作外，还充当轿夫和随从。(36)以上这些人家中所蓄奴仆，全系“大户苞荫者”，皆不登户籍，黄册中无名，当然也不计算在全国总人口数字之中。明中期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就是妇女不附籍。不仅黄册如此，不少的地方志也是不登记妇女。如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记载：
在上表的统计数字中，万历时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四县，皆不登籍妇女人口，结果每县的人口几乎都下降一半左右，而嘉兴府的总人口也由宣德时期的80余万降至万历时期的50万余。除此而外，各级政府隐瞒人口不上报，也是明代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在江南这种现象较为突出，大概因“江以北以丁定差者，尚有真户籍，而江南则以田定差，概无实口数。”(37)陈全之也说：“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38)其隐脱户口数字之大，实令人吃惊！成化16年2月，四川巡抚孙仁奏称：“户口不清，有三四姓朋一户者，有八九姓朋一户者，有人丁三四百者，丁八九百丁者，止报五、六、七丁入户者有之，二、三十丁入户者有之，其余丁口，悉皆隐漏。”(39)总之，明朝中期由于奴仆与妇女的不附籍以及户口的大量隐瞒，结果使黄册登录人口与实际人口差距加大。
在明朝中期人口的消长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北增南减的现象，据《明会典》记载：万历6年北方五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的人口较明初增加了1100余万，而南方各地的人口却减少了9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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