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洋商贩运米粮入城，也使起义军和居民获得粮食供应，“无绝粮之虞”(蒋恩：《兵灾纪略》，《汇编》第1008页。)。所以，在外国侵略者看来，县城军民“是依靠经由外国租界输送的粮食给养，来维持生存的。”(米其：《阿利国传》，《汇编》第603页。)如剔除其中所包含的鄙视起义军民之意，应该说或多或少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不难想象，倘若没有租界提供的种种接济，起义军将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受工部局委托而写的《上海史》就曾这样认为：
“万一租界当时对上海县城，并不开放出一道输送各种给养物品的通路，不消说官兵就能够更迅速地迫使城内叛党投诚，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兰宁、柯灵：《上海史》，《汇编》第761页。)
外国商人以*与粮食供给县城起义军，并非出自善良的动机，而是由于赚钱的目的。许乃钊曾说，“贼以夷为奥援，夷即以贼为利薮。”(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251页。)因此，他们既将物资卖与起义军，也卖与清军。正如《北华捷报》的一篇报道所说：
“假如以特殊的方式来指出欧洲人的中立政策的特点，就是把*和粮食一视同仁地售给交战双方”(《北华捷报》第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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