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重要的是，章程第十条又规定：

　　“起造、修整道路、码头、沟渠、桥梁。随时扫洗净洁，并点路灯，设派更夫巡捕各费，每年初间，三国领事官传集各租主会商，或按地输税，或由码头纳饷，选派三名或多名设置经收处，经收饷税，即用为以上各项支销。”(《汇编》第387、442页。)就是说，列强有权在租界设置派设更夫巡捕与征收饷税的“经收处”，不受中国政府和法律的约束，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显然，这个章程就成了列强在沪所建租界的“市政宪章”(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132页。)。当时英国驻沪海军司令赐德龄曾说：

　　“依照这规章的第十条，在这个地界范围内的外国土地租赁者，获得有关税收、财政、交通及警察等等之一切市政府的权利。”(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209页。)

　　后来一个美国记者还作了如下的评论：

　　“这部上海宪法，是一个最卑鄙、最能预示以后的趋势的、最现实主义的文件。具有远见的上海绅士们，利用中国惊惶失措的当局的软弱，为他们未来世世代代的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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