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它们这种政策，就是上述打算对付太平军的武装“中立”政策，不仅再次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直接阻碍了起义军进占租界这个重要地区，又为日后它们同清朝当局互相勾结提供了据点。当然，这也曾在一定时间内妨碍了清军对县城起义军的进攻，如1853年11月9日两江总督怡良、署江苏巡抚许乃钊奏道：上海县城“东北洋泾滨（浜）一带（指租界），夷馆栉比，我军不便进攻。”(《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查明嘉定等县小刀会起事缘由并督办上海情形折》（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2月20日他们又说：“该夷……阻止官兵（指清军）免攻东北。”(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页。)
租界“中立”的特殊地位，促使华人涌入租界。小刀会起义后，初时是城里的富豪，为了逃避人民反抗风暴的打击，遁入租界。有些人甚且借用外国人的力量离开县城(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汇编》第891页。)。阿利国说过，“确实，许多比较富裕殷实阶层的华人曾经到外国租界来避难”。这些人“拥有很多可以（能）失去的财富”，一旦进入租界，便“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块空地可以得到，他们就把它租到手，或者买下来，起造房屋”，从而“把地皮价值抬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又说：“继他们之后，成千上万赤贫的华人也在租界定居下来”(阿利国：《大君之都》，《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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