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社会  变迁就是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可以成为衡量社会变迁的风向  标。虽然社会生活的质量和评价体系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不一定十分理性，但社会生活  的确具有极强的社会应用性和影响力。必须将社会生活置入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  的现代理念的解释。一批论文透过各种社会生活现象，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大会主题。

    家族、家庭生活总是社会史学者关注的课题。除了前揭学者涉及的家族问题，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汉魏六朝父系世系意识的成长与所谓“宗族”问题初探——从北  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一文，从社会聚居生活的角度认为汉魏六朝正处在作为“父系  继嗣群体”的“宗族”的始发期，以往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  假设是靠不住的。李小红(宁波大学)的《宋人“计产育子”现象探析》对传统的多子多  福观念提出异议，认为宋代非但存有“多男多忧”、“多子固为人之患”的说法，且不  乏“计产育子”的做法。柳立言(台北中研院)的《宋代在室女的遗产继承权——女得男  之半?》则对宋代女子是否拥有继承权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一些学者运用案牍文献、日用类书、民间歌谣、碑刻等资料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张秀蓉(台北中正大学)的《从<鹿洲公案>看清初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透过蓝鼎元《  鹿洲公案》一书所记载的审判案例，分析清初河海水运对潮汕地区经济与治安的影响、  妇女卖嫁所引起的诉讼、书吏讼棍对司法诉讼的操弄、民间对神鬼敬畏的社会风尚。王  振忠(复旦大学)的《徽州村落日用类书与民间日常生活研究》将徽州村落日用类书分为  综合性日用类书、商业类日用类书、村落日用类书，认为第三种类书以前研究较少。他  主要利用《目录十六条》，对日用类书在徽州村落生活中实际运用的历史情境作了具体  揭示，以展示村落社会生活的实态。卞利(安徽大学)收集流传于徽州地区的民间歌谣，  写成《徽州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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