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固，是家庭内外互动、综合作用的 结果。几千年来，尽管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不断更迭，与小农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国对 家的基本政策、法制和管理模式则大体一脉相承。这不但是对传统家庭内部互动模式的 巩固，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稳定、长期延续起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家庭内外互动 的演变，是中国向现代社会变迁的风向仪。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在《近代中国的公共 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中，从中国的*合法性历史演变 研究入手，分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 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与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国家、地方士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陈东有(南昌 大学)的《明清时期对外经济互动中的国家、地方与民众关系》认为中央政府与民众发 生矛盾时，地方政府既代表中央，执行中又代表地方，起到缓冲和润滑剂的作用。吴建 华(苏州大学)在研究“民抄”乡宦董其昌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又提交了《晚明江南的 社区失控与国家政府、地方士绅、民众的互动——“民抄”董宦事件的个案研究之四》 一文，从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角度切入“民抄”的全过程，指出该案在一个侧面集中 反映了当时江南社区的相对失范、相对失控和恢复控制的过程。随着事件的推进，国家 政府、地方士绅、民众三方面的势力既相互角逐、碰撞，又相互配合、融合，使社区经 历着震颤。唐力行的《从抗战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兼论国家 、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通过杭州汪王庙的变迁，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 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这一个案研究思路开阔，在资料、主题上都 有新开拓。徽商随着历史进程发生从血缘到业缘，又从业缘到血缘的回归，这不是简单 意义上的回归，而是蕴涵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变动的真实特性，这一个案研究将 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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