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斗争。《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对内实施“新政”、“预备立宪”，从而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11〕；“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12〕。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１１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１３００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二）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尽快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然而，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当立宪派准备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请省督抚立即“查拿严办”。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干犯王室尊严的用心，然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１９１１年，清政府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事实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这使立宪派痛心疾首，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一边，成为反对自己的势力。那种认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可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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