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军阀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２０世纪初，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亲贵族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１９０８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醇亲王载沣以“监国”身份将袁世凯放逐河南老家。这引起了汉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总督、巡抚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力卖命，或保持观望态度，或弃城逃跑，或附和革命，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意志难以统一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一起，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呢？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13〕。
由上述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不仅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同时“‘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形势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
近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曾经说过：“可以用和平手段时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14〕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即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要求改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的极其冷漠。这条改良道路走不通，才使孙中山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章太炎、秦力山、孙武等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前后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阵营的。这是由于人们对清政府已经绝望，认为“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15〕在中国*党的创始人中，如李大钊、毛泽东同志等，早年也曾想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只是当他们感到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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