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学和西学毕竟属于两个社会背景迥异、价值标准截然不同的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两者不可能互不相悖，同步发展。“中体西用”的原则本身包含封建主义目的和资本主义手段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或者坚持中学的“体”，亦即封建主义三纲五常和基本*制度，这势必限制西学的发展，使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西化水平上；或者允许西学不断扩展，西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势必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体”。洋务运动后期的发展，同时存在这两种趋势。由于坚持封建制度，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未能真正发挥作用，甲午战争中，作为“自强”象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如王韬所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的学习西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蕞尔岛国的日本，由于学习西方的成功，而成为中日战争的胜利者，这一实例给许多人以新的刺激，战后更多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吸收西方的社会*学说，批判封建的伦理纲常，中学不断受到新的冲击。尽管各人所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和对西方近代文化认识的程度并不相同，他们都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了实行维新或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播中，严复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维新领袖人物大力引进西学，掀起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思想启蒙和*革新运动，但他们许多人并未直接接触西学原著，而严复则以自己对中西文化的深湛造诣，不但自1894年至1908年通过半译半述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上文提到的西方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著作，而且对“中体西用”原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严复强调“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主张“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面计其全”，追求中学与西学的完善结合。这与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梁启超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全之”，先后呼应。他们从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中看到僵化封闭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无法应付世界强国的挑战，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方面，要求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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