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魏源等向域外探求新知的先行者，为中国人描绘西方社会色彩斑斓的图景，批判了当时知识界“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然而他们的意识深层并未能突破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藩蓠；他们欣赏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然而只是将它看作“形器之末”、“器数之末”，强调“道”的永恒性；他们赞叹西方民主政制，其出发点是与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儒家民本思想而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绝非一物(参见胡礼忠：《徘徊在近代与中世纪鸦片战争时期三个探索者的足迹》，复旦大学硬士论文，1990年。)。当他们开眼看世界时，他们只能立足于传统的文化心理去认识或接受这些刺激他们的新奇事物。
洋务事业的倡导者曾国藩，早在1860年就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购买外洋船炮”为“救时第一要务”，然而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公布《讨粤匪檄》，以孔孟的继承人自任，以捍卫封建传统文化为号召，为自己塑造了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象。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中，他力图守旧，又主革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左宗棠也许是洋务派官员中将中西文化加以明确对比的第一人，他指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他是在强调儒家“艺理”前提下，肯定西方“艺事”的实用价值。在整个洋务运动的历史过程中，西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框架中取得它的地位。学问“本无中西之殊”，西学已经和中学相提并论，说明人们对它的认识，巴比40—50年代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两者毕竟有“体用”、“道器”之分，不能平分秋色。这种“中体西用”的原则，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得到最明晰的概括和系统的阐释。
投身于洋务运动的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倡导者或信奉者。冯桂芬在60年代初提出人们所熟知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人们认为是洋务派“中体西用”主张的原型。同时期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甚至后来梁启超等，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虽然他们各自对中学和西学的含义和内容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精神都在于使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中国本土结合。西学必须引进，这是时代的要求，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性已被两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所证实；中学必须维护，这是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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