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夷祸之烈极矣”，而“发捻交乘”，又成为动播王朝统治的“心腹之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册，页2674。)。西方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生产技术，作为挽救民族危机和维护王朝统治的手段而大规模输入中国。如果说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西学输入的第一个高潮，自1582年至1773年近两百年间,来华耶稣会士共译西书200余种。其中有一半左右是科技著作，那么，在19世纪50、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短短四五十年间，见诸译书目录的书籍共达1442种，其内容之广泛和数量之众多，是明清之际所无法比拟的(包括少数日文翻译的书籍，其中一部分是西文原文，或介绍西方的著作。见邹振环：《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与知识结构的变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注23，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到1899年的译书共560种，顾燮光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补增至1902年有347种，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04年译出共535种，合计1442种。)。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西学传播已不再像明末清初限于教会和传教士的渠道，也不再像鸦片战后只是出于私家的倡导，而是得到官方支持，甚至由政府主持；传播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化，除先前已有的西书翻译，还包括学校教育和报刊宣传。
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它最初以培养“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为目标,是一所丁韪良所说的“译员学校”(［美］丁韪良:《花甲记忆》（英文）Ｅυ*1896年版*293。)。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由洋文而及诸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医学，以及各国史地、万国公法和富国策（*经济学），已兼具科学技术教育的性质(《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63年李鸿章奏请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创设伊始，就以算学和外语并重。此外如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等技术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等军事训练学校，也莫不仿照西法，以外语和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官办新式学校还承担西书翻译的任务。如京师同文馆，目前已知翻译西书有36种，其中教习译著14种，学生译著11种，师生共同翻译7种，不详者4种；以内容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15种，社会科学12种，语文5种，史地4种(苏精：《清季同文馆》，台北1978年版，页206。)。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之中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轺指掌》（1876年）和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塞特的《富国策》（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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