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的科举制度对培养科技人才的妨碍，而主张加以改进。他晚年访问英国时，更称赞“若培根之善格物理，若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斯宾塞］、若达文[达尔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他开始意识到儒家伦理的缺陷，对西学的认识实际上已超越器物的层次，达到新的高度。容闳在70年代初向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留学教育计划时，说他深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24。)，是就整个文化而言。两广总督张树声在80年代就批评仅仅采用西方生产技术，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即使建立了强大的近代海军和四通八达的铁路，也是不足恃的(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1899年版，卷8，页33。)。从江南翻译馆出版物也可以看出，当时不少人的兴趣已扩展到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讨论，而不仅限于科学技术。
在洋务派还未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时候，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洪仁玕这个自称“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科学与社会改革方面，完全赞同外国人讲的道理”的先进中国人，向洪秀全提出在中国创建“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蓝图《资政新编》。他指出，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洪仁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表明他已属于梁启超所说的“从制度上感到不足”那一时期。当然，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洪仁玕是从否定封建社会*制度、加强农民革命政权的要求出发，而利用他的西学知识，力主按照西方模式，实行社会改革。
由此可见，不同层次的西学传播并非彼此泾渭分明，互不相侔。不过，就其主要趋势来说，晚清时期明显存在着由器物向制度推进的两个层次，而大体上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前者与60至90年代洋务事业的开拓紧密相联，后者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努力，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对西学采取容纳态度的人们，由于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中，长期受它的薰陶，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框架与价值取向，因此在了解、选择和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是难以摆脱传统的影响。他们一方面用西学作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进行审察和反思，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认知心理去对待他们所接触的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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