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冯桂芬于1861年《校邠庐抗议》写成后，曾将抄本寄呈曾国藩。1862年淮军进入上海，他入李鸿章幕，他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便是为李鸿章所接纳而付诸实践。王韬1849年初到上海，入墨海书馆，成为理雅各等传教士翻译西书的亲密合作者，刊印了《弢园西学辑存》六种。1874年他去香港创办并主编《循环日报》，将它作为宣传西学和变法主张的基地。他的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为后人留下研究晚清变革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郑观应是另一个杰出的西学宣传家，他长期厕身商界，经营洋务企业，然而他的《盛世危言》对于同时代人和后来者广泛的思想启蒙的影响，超过了他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徐建寅父子都积极参加西书的译介工作。徐寿还和傅兰雅等于1874年共同发起组织“格致书院”。向西方学习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思潮。

　　90年代，在维新运动的鼓荡下，翻译西书、发行报刊，蔚成社会风气，出版译著激增，翻译队伍也迅速扩大。康有为、梁启超出于变法的*需要，极力将他们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日本，“在介绍西方思想的过程中，……确实惊人的积极”。他“以日本借鉴外国事物的有效性及一整套新的教育理论，针对某些时兴的论题，将大量欧洲文化呈献给他所寄予希望的知识阶层”。他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笛卡尔的理想主义，而且还对西学的传播作认真的总结。严复则以他的典雅文笔翻译亚当·斯密、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史上树立一个丰碑。除了政府派遣，还有大批青年自费去日本探究“西学科技之精微”和“西政富强之本末”。去日本的留学生发行《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对青年思想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的影响下，“两年（1901—1902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书局“各竞出新籍，如雨后春笋”。清末最后几年，终于出现这样令人感奋的局面：“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专集34，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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