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学传入中国，可以上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带来欧洲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尽管耶稣会士力图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中国士大夫的需要，但是他们所宣扬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清初的闭关锁国，使当时东传的西学未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像晚清时期那样深刻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在它起步不久，便归于漫长的沉寂。只是经过两百年时光的流逝，西学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来中国。

　　西学的再次传入，其重要契机在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面对西方侵略的严峻局势，一些有识之士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将眼光投向域外的世界。在战前和战后已有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留心中国沿海和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例如，严如煜编辑的《洋防辑要》记述东南沿海的战略地理和防务；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和《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反映了对巩固西北边防的关注；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考察。鸦片战争使他们痛感“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终于导致战争债败(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1867年版，卷8,页10。)。于是他们将注意力扩展到对世界各国状况的了解和介绍。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瀛环志略》是代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主要著作。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反映出他们向西方国家觅获新知的理智精神和创新勇气，启迪后来的中国人对西学采取积极的态度。虽然战后举国上下仍然文恬武嬉，向西方学习尚未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毕竟开始受到无情的冲击，接纳西方文化的罅隙终于出现于自我封团的传统封建文化的坚冰中。

　　进入60年代，英法联军盘踞北京，使清朝统治者深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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