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宣传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始最早的文化活动。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就在马六甲发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曾指出：“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109。)。根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1815—1890年间出版中文报刊共有76种，其中约有一半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和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后来成为广学会机关报的《万国公报》（1874—1907）对于西学传播,影响尤为深广，特别在戊戌维新前后，很多人从中汲取了思想资料。它的前身《教会新报》初创时以宣教为主，但后来西学的比重日益增加(参见陈绛：《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1876—1892）则是近代中国第一种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
教会学校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早期马礼逊学校虽然不是由基督教差会创办，但却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为纪念马礼逊、履行教育传教而成立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容闳和以西法经营而饮誉企业界的唐廷枢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1876年,基督教会（新教）在中国创办学校共350所，在校学生5975人，到1898年，仅美国传教士设立的初等学校就有1032所，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人数超过20000人。这些学校强调宗教教育，但也将英语和自然科学列入必修课程,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早期西学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毋庸置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中华归主”，亦即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他们的活动适应了西方殖民势力扩张，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要求，但是传教士又是西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在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社会力量（私人）和政府（官员）、教会（传教士）同为晚清时期西学传播的重要推动力。60年代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他们或人重臣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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