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新旧激荡，人们从对西方文化茫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吸收西方文化，于是在近代中国相继出现引进西方生产技艺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和追求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不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曾经这样划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39，页43—45。)，第二期（自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到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不少论者也多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不同层次说明近代中西文化融会的过程。从吸收西方文化的总趋势和西学传入的主要内容看，的确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然而这样的划分，不能排斥三个不同层次文化的传播存在互相交叉的情况，它们往往相互紧密联系，同时传入中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

　　林则徐和魏源在提出“师夷长技”时，肯定西方文化在物质层次的价值，但是他们的著述已提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四洲志》就有关于“律好司”（House of Lords，上院）、“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下院）和“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议会）以及美国“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国会）、“西业”（Senate，参议院）和“里勃里先好司”（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众议院）的介绍(林则徐：《四洲志》，收入王锡祺辑：《小方壶与地丛钞再补编》，1891—94年版，第12帙。)。《海国图志》惊奇地赞叹美国的总统选举“可不谓公乎？!”徐继畬也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洋务运动后期主张将“西政”列作洋务事业的一个项目的张之洞，便肯定这些著作是中国人知西政之始。

　　洋务运动作为一场低层次的西化运动，它从西学中所吸取的主要是生产技艺。然而这一运动在清廷中央的一个最早发动者文祥于1874年《密陈大计疏》中就提到西方议会*，“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在李鸿章的心目中，中国需要的西学限于器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看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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