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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绛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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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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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的“新政”,包含比洋务运动时期更为广泛深刻的西学项目。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的上谕指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清德宗实录》,1936年版,卷476,页9。)慈禧以“变法”作为收拾王朝残局的唯一出路,这证实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不可逆转性。“新政”最明显地体现在教育方面,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的前所未有的热潮。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企图以“新政”实现王朝统治的自我挽救,其结果却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掘墓人。
上文已述,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已经不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媒介,但是,他们仍然在传播西学方面起重大的作用。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同,他们设有翻译西书的专门机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可以说是近代有组织地译介西书的嚆矢。它原以宣传宗教为主,从50年代初开始,便陆续出版合信和陈修堂合编的《全体新编》、伟烈亚力的《数学启蒙》等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读物。传教士在中国设立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出版宣传机构,当推英国长老会韦廉臣发动、并有其他寓华西人组成的“广学会”(“广学会”于1887年由“同文书会”(The Chinese-Book and Tract Society)改组成立,中文仍称“同文书会”,英文改称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中文改称“广学会”,1905年英文改称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其名称已显示它所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的宗旨,它的出版物除宗教宣传外,还包括韦廉臣《格物探原》、傅兰雅《格致须知》等自然科学和丁韪良《万国公法》、花之安《自西徂东》、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和麦垦西《泰西新史揽要》等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广学会书籍,“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版,三编,卷4,页82—85。)甚至有不少被翻刻或盗印。到1898年,它的销售书款已达13886.23元,1902年更激增到43548.92元(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05。)。这些数字还未包括在科举试场外和教学布道分赠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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