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72—1875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建议下，有120名幼童分成四批派往美国留学，他们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从1877年至1897年,福建船政学堂派出学生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造船技能，共有85名，此外李鸿章还派出一些军官接受国外训练(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页103—123。)。他们之中，有后来成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的严复。这些留学生是中国第一批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容闳：《西学东渐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37。)，成为西学的生力军。

　　自从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亦即参观考察起，派员出使考察，成为西学传人的另一个途径。1877年，总理衙门奏准，出使各国大臣必须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记载，按月向总理衙门汇报，并将翻译外国书籍和报纸一并咨送(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上海1903年版,卷474，页4。)。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和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生动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对西方的认识和他们的心态。1877—1887年总理衙门奏定的《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更进一步规定，“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该员如有曾经留意及出游之后能于性情相近者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王彦威等编：《清季外交史料》，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年版，卷71，页4—7。)。这样，出国人员学习西学，便从制度上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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