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西学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要比经济和*领域复杂得多。科举制度的废止，古老的书院让位于新式学堂（1912年全国已有现代学校87272所，学生2933387人），新式出版机构的设立（如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标志着教育文化事业近代化的重大进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引进，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怀疑。“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原来在农业社会中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被推崇为“握四民之纲领”，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一些士大夫不再耻于言商，而是表现出对于发展实业的重视。咸丰状元孙家鼐创办广益纱厂，同治状元陆润庠创办苏纶纱厂，光绪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些事例生动地反映出作为西学导向的积极结果，一些世代沿袭的信念和成见已在动摇。封建的伦理纲常开始不再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的天经地义。《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在甲午战后阅读若干讨论西方和日本人婚姻问题的书刊，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文明之极限，男女自择配偶，以学问为煤妁，并以学问为防限”。传统婚姻的合理性已引起一些人新的思考，在欧风美雨沐浴下某些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变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海口岸，人们已可明显觉察到。

　　在清末，尤其在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留学生的派遣，新式学堂的设立，宣传新知识的报刊激增，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新文化，他们之中有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也有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投身于近伐化事业，他们已不同于鸦片战前士林中绝大多数人那样，坚持“夷夏之防”、“人禽之辩”，也不同于鸦片战后那些对外来文化既傲慢又惶困的士大夫，比起洋务运动时期愿意容纳西方物质的人们，他们对于西学和中西文化结合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有的已经以西方文化的某些思想体系或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局部或全盘的反思．正是这一新的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地承担时代的使命，它的发展，为不久以后到来的新文化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