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激进的谭嗣同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主张“尽变西法”，亦即从*、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根本上实行变法(《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上册，页196—230。)。此外，湖南维新人士樊锥、易鼐也都主张一切仿效西法，樊锥说：“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鼐说：“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这种论调，“实开1930年代‘全盘西化’论之先河”。(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版，页54—55。)

　　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己所承认，他们生活在一个“学问饥饿”的环境中，“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敷，汲而易竭”，从而使得“晚清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3，页71—72。)

　　（三）

　　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会通”，甚至“悉仿西法”，是鸦片战争后一部分中国人对于西学东渐作出的回应，它反映不同阶段人们对传统文化反思和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同成熟程度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过程。然而，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固有文化产生的强大的冲击波引起另一种反应，那就是顽固坚守封建传统，将西学看作异端邪说，对它深闭固拒。在晚清社会保守闭塞和文化惰性顽强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西学的只是少数，西学的传播每进展一步，都遇到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

　　魏源的《海国图志》因“犯诸公之忌”，而不像它在日本那样广泛流传，对明治维新产生深刻的影响。王韬感叹洋务运动时期，“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有人甚至说，“三十年来，仅文忠［李鸿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般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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