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步履维艰，西学在它的传播过程中，终于给近代中国以多方面的影响。晚清近代化的进程，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中国人首先从坚船利炮认识西万物质文明的实用价值，由此得出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生产技术的结论。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为中国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创造了必要条件。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军事工业；从70年代开始，有了新式轮船公司，以及一系列从事西法生产的工矿企业。机器生产“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它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标志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变革，从而相应要求交通运输、商业、金融等部门的近代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西方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引进。既为经济领域近代化所要求，又是为它服务的。由于这一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一些大城市原来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渐次变为同业公会和商会等近代工商业的纽带。

　　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学，逐渐由器物层次向制度层次推动，戊戌变法是他们追求*近代化的一次集中的实践。在此之前，王韬、郑观应等对西方议院制的鼓吹，为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的酝酿。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直接推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投身于维新事业的实践活动。康有为向光绪帝力陈“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光绪将《泰西新史揽要》等介绍西方国家兴衰历史和日本与俄国改革的书籍，“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这次变法虽然被扼杀，但维新派所传播的西学影响如此广泛深远，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改造中国，对学习西方，表现出比维新派更加自觉，也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孙中山于1897年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以后他又一再表示：为了使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由过代之文明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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