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注：收入《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指出：宗法遗制是巩固整个社会的强有力的纽带，杂有血统关系、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建立于农业与手工业之家庭的合一基础之上，在经济上很少与城市发生联系，在*上除完纳田粮外，几乎不与国家接触，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难以孕育出新的生产力。蒙达坦《与李达先生论中国社会发生迟滞的原因》（注：《文化杂志》2卷1号，1942年。）也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族，大都有“蒸尝田”、“学田”、“庙田”之类同生产不发生关系的共有财产，这种纯消费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毁灭。上述认识一直影响至今。
以上的观点是否定宗族的代表性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也有利用宗族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如民权论者何启在《新政变通》（收入《新政真诠》，1901年）中说：“绅耆父老无官之名，但有官之实。这就是族治。……如果新政在乡邑实行的话，保国之法可得；如果新法在宗族实行的话，富民之法可得。”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也将宗族结合为纽带的“国族”的统一作为国民的具体形象，把宗族作为民权的基础（注：沟口雄三在《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已指出，见该书第152—153页。）。
上述两种观点在本世纪上半期均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在理论界前者较为流行，在*实践上，二者成为国共两党不同的*主张，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种种对宗族的看法，表达了进化、革命或改良的思想，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变革社会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受当时新兴的功能主义影响，人类学者林耀华从纯学术的兴趣对福建的义序黄姓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撰写了15万言的学位论文，开辟了认识中国宗族的新视野。1936年他发表《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社会学界》第九卷，1937年），提出研究宗族的新方法，他指出：“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是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宗繁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团体；今宗族乡村四字连用，乃采取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这是一个适合单姓族村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从学理上透过宗族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林耀华把宗族作为一个功能团体，从祠堂入手探讨了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注意于功能的结构，由此窥见各方面的关系”。林耀华探讨宗族的基本单位家族，从探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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