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0年代，刘兴唐在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停滞问题上，认为作为普遍存在的农村社会共同体的血族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血族进行了考察。他在《宋代的血族公有财产》（《文化批判》3卷1期，1935年）一文中指出，由于血族的杂处，使原始的氏族结合不能维持，于是血族开始有了正式的组织；《福建的血族组织》（《食货》4卷8期，1936年）主要依据陈盛韶的《问俗录》，并结合地方志资料，对清代福建宗族的祠庙和财产、械斗进行了探讨，强调指出血族对于弱小族人的保护和对政府以及官僚的对抗。他还在《河南的血族组织》（《文化批判》3卷3期，1935年）中论述了近代血族的衰颓。对于近代以来的南方械斗，郎擎霄发表了《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织》（《东方杂志》30卷19期，1933年）、《近三百年来中国南部之民间械斗》（《建国月刊》14卷3—5期，1936年）、《清代粤东械斗史实》（《岭南学报》4卷2期）等论文，其中涉及宗族械斗问题。潘光旦是现代家谱研究的倡导者，他的《家谱与宗法》（《东方杂志》27卷21 号，1930年）一文探讨了谱法与宗法的关系，说明家谱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他重视优生学和人才学，并将之引入宗族研究，所著《明清两代嘉兴望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通过对嘉兴望族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的制作，统计出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到8.3世， 嘉兴的望族平均大约能维持200余年， 认为世家大族兴废盛衰的关键在于遗传、教育这些祖宗的力量以及移徙、婚姻、夭寿的状况。

            二、50年代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宗族研究

    194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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