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诚、信的伦理准则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为明清商人所恪守，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如：程其贤十六岁开始服贾，往来于闽越荆豫之间，“诚信自矢，不罔利，而业日振”（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以下简称《徽》）298条。）；郑石陵习贾“独任诚信，矜己诺”，获得顾客的敬重，“绾毂归之，利乃更赢”（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江长遂经营盐业于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资累万”（注：《徽》655条，896条，1356条，548条。）；朱文炽“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注：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人物·义行》。）；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鬻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注：民国《新绛县志》卷五《孝义传》。）；崔呈德“荷提卖油，口不二价”（注：光绪《直隶州志》卷十二《隐逸》。）；刘邦进牵车服贾自给，童稚无欺（注：光绪《洪洞县志》卷九《人物》。）；范永斗贸易辽东，久著信义（注：嘉庆《介休县志》卷九《人物》。）；张居士为贾，“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至再”（注：《温恭毅集》卷八《张居士六十序》。）；梁俊伟设机房于佛山，“诚实著闻，商业遂振”（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六》。）陈龙光壮年就商，“诚意相感，人乐与交”（注：《金鱼堂陈氏族谱》卷八，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选编》。）；瞿连壁弱冠营布业于苏州，“性行诚实”，以德孚人，生意兴浓，远胜同行（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朝议大夫学南瞿公家传》。）；钱某以卖药为业，“谨愿性成，市价不二，里人重之”（注：《熙朝新语》卷十五。）；郭节卖酒为业，“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问妆能饮酒否，量之，曰毋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由是远近称长者。”（注：《虞初新志》、《卖酒者传》。）等等。

    儒家的义利观也被明清商人运用于商业实践，用以指导他们的经商行为。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的方志、文集乃至笔记，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也是大量的。让我们先看看徽商舒遵刚对义、利关系的辩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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