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中国的海上贸易已超过传统的陆上贸易。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末叶肇始的海外市场的开拓促进了母国生产结构的专业化和商品化，促成了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但与西欧海洋商业型和单一经济型的民族国情不同，人多地广、以农立国的中国，其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能依靠国内市场。而且专制统治者出于军事、*考虑，垄断、限制乃至杜绝海上贸易。然而，由于权贵豪富们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和海外贸易的惊人利润吸引，明清“海禁”政策时紧时驰，不单官方朝贡贸易、市舶制度一直延亘下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也禁而不止，甚至激化为武装*。故此，明清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虽没有向外贸型大幅度转化的明朗趋势，但还是产生一些影响。如日本一直依赖江南生丝、丝织品及棉布的进口，“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湖之丝棉，漳之沙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②］明代外贸中心已由宋时的广州转移到邻近江南的福建，且*商港也多在闽、浙近海岛屿。这种格局的变化说明，江南产品适应了输出的要求，海外市场的拓殖刺激了江南商品性生产。但这种联系仍是偶发的，渠道间接且不畅通。海外输入江南的多是奇珍异宝、土特产品，与经济发展无涉。有意义的是与江南产品单向输出相对应的银元等贵金属的输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占据出超优势，海外贸易利润丰厚，倘若放开，可以减轻江南人民的赋税负担，增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促进商业资本的膨胀，加速资本积累的进程。遗憾的是，江南作为明清政府严格控制的基本经济区没有获得这种机遇。对比之下，生产水平远不及江南的粤、闽沿海却由于管制疏松及特殊倾斜政策发展起了外贸型的产业，富裕程度盖过江南。
以江南地区为例，明清私人海外贸易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其一，如前所述带有偶发性，如市镇单独与海外市场联系。清初徐巨镛“屡携巨资，行贾海外，智计过人，靡不奇中”，“十数年积资巨万。”［①③］这种贸易只是肥了个人，广大生产者极少受益。其二，大规模的武装*。影响最大的便是嘉、万时期的“倭患”问题。所谓“倭寇”，大多不是日本的海盗、浪人，而是东南沿海的商人、地主和渔民。关于“倭患”起因，当时许多人以为与“海禁”有关，如王文禄所称：“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①④］“商”转化为“寇”，贸易与掠夺结合，这种被扭曲的私人海上贸易走上了危害国计民生的道路，其咎主要在政府。海上武装*突出反映了江南商品经济向外扩张的要求与政策统制政策的矛盾。号称“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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